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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学？ 齐格蒙特·鲍曼/文 王立秋/译 译自Zygmunt Bauman, “What is sociology?”, in Zygmunt Bauman, What Use Is Sociology: Conversations with Michael-Hviid Jacobsen and Keith Tester, Polity, 2014, pp. 15-42. 方框中的数字为原文页码。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齐格蒙特·鲍曼，波兰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以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后现代消费主义和液态现代性的理论而著称。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迈克尔-赫韦德·雅各布森与凯斯·特斯特 回顾你自己的社会学经历，起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你的作品受到了波兰社会学的启发，在那之后，直接影响你的就一直是英国社会学了。带着后见之明来看，你是否认为这些多样的灵感来源——波兰社会学与英国社会学——启发和塑造了你自己的思想？ 齐格蒙特·鲍曼 “回头看”，就像你叫我做的那样，我发现很难找出一个分水岭或“灵感来源”的剧烈冲突。从波兰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设定好自己的社会学旅程了，来到英国并没有给我的行程带来什么大的变化。隔着语言的障碍，“波兰社会学”看似一个不同的宇宙，但请记住，这个障碍是单方面的：英语是当时社会学领域的“官方”语言，波兰社会学家也和他们在铁幕对面的同行一样，读同样的书，赶同样的时髦。而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英国社会学确切来说也不在世界潮流[15]的前沿，对一个刚从华沙大学过来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好赶的；的确，那些年不列颠群岛上的发现放到维斯图拉河畔，几乎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老套的——有时甚至是过时的——东西了。大多数令我的英国同事感到激动的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比如说对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学”、诠释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不足、和结构主义的伟大等的发现）。在来英国之前，我早就和我的波兰同事一起经历过这些事情了。简而言之，我在英国的头十年可能出于一些原因充满了喧嚣与愤怒（也的确如此，就像我很久之前向凯斯·特斯特坦白的那样），但是呢，那些东西对我关于社会学职业的看法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 你一直把社会学定义为一场“与人的经验的谈话”。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你所说的“人的经验”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Erfahrungen（经历）和Erlebnisse（体验）这两种在个人与世界的介面生成的现象，德国人区分了这两个现象，说英语的人呢，因为缺乏专有名词，所以经常把这两个现象混为一谈，只用“经验”这一个概念来表达它们。经历是在我与世界互动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体验则是在那个相遇过程中“我的亲身体验”——是我对发生的事情的感知、和我消化它使它变得可理解的努力的联合产物。经历可以对客观性（超个人性或个人间性）的地位提出要求并且它也的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6]体验呢，则显然、公然以及确然是主观的；如此，在英语中，我们可以略微简单化地把这两个概念分别翻译为经验的客观、和主观方面；或者，略加诠释地把它们翻译为未经行动者处理的、和经过行动者处理的经验。前者可被呈现为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行动者的报告；后者则来自行动者“内部”，与私人的想法、印象和感情有关，只能以行动者自己的报告的形式出现。在第一个范畴的报告中，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为“事实”的，可在个人间检验的事件；而后一种报告的内容则不可在个人间检验——可以说，在第二种报告中，行动者报告的信念，是终极的（和唯一的）“事实真相”。因此，经历和体验的认识论地位截然不同；在社会学研究实践中以及最重要的，在对社会学研究发现的诠释中出现的大量混淆，与环境有关。提供见证的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会随见证的对象而改变——对“社会学与人的经验之间”的持续“对话”的双方来说也如此。 其次，这个谈话意味着什么？社会学怎样参与谈话，什么使社会学值得接洽？为什么非社会学家也应该读它？ 和所有谈话一样，社会学参与的，也是与既有意见(doxa)——常识或行动者的知识——的谈话。谈话涉及传递这样的信息，它们化作[17]刺激，刺激引起回应，而回应又反过来化作刺激——这个过程原则上是无限的。信息向有效刺激的转变以接受为中介，接受之后是理解，而理解一般又会涉及一种（选择性的）诠释。在社会学的变体中，谈话的目标，是使经历和体验对质，因此而使后者“相对化”，同时，谈话也旨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或限制谈话者选择的光谱。 在我看来，长期来看，这个持续的谈话的目标，是打破“非社会学家”（或“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的那种普遍的、也许甚至近乎于普世的习惯，即在报告他们的作为的时候会回避“为了……”型的解释，而使用“因为……”型的论证。这个习惯背后有一个战术性的预设——这个假设，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反思并且几乎从未遭到质疑，但有时也会得到清晰的表达：“事情就是这样”，“自然/天性就是自然/天性——就这样”——和这样一种信念，即（单个、数个或集体的）行动者几乎不能甚至是根本不能改变自然/天性的判决。结果，是一种惰性的、不听劝的世界观。它引起了一种真正致命的，以下两种信念的混合。一是相信事物的秩序、人性或人类事务的现状不可战胜。二是相信人弱小而近乎于无能。这两种信念促成了这样一种只能被描述为“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投降”的态度。众所周知，艾蒂安·德·拉波哀西把这种态度称为“自愿为奴”。在《坏年日记》中，J.M.库切笔下的角色C.反对说：“拉波哀西错了”。他进而说明了四个世纪前拉波哀西的评论没有把握到，却在我们的时代迅速引发后果的那个东西：“选择不只有温顺为奴，和反抗奴役。还有成千上万人每天都在选择的第三条路。那就是无为主义，甘于低微，遁入内心”(p. 12)。人们逢场作戏，服从日常惯例，事先就顺从了改变它的不可能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的行动、或自己拒绝行动的行动无关紧要且无效。 除质疑支撑这种“无为主义”的世界观外，旨在扩大人的自由和人类的集体潜能的社会学谈话还致力于完成揭露和解明世界的特征的任务。世界，无论多么地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也依然为那种维持、和持续激励无为主义态度的世界观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相对化”以经历–体验相遇的双方为目标：可以说，他们的互动的辩证，是谈话的终极目标。 也许，你可以举个例子？ 请允许我暂时回到库切的第二自我；在他指出下面那种流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切了中要点 经济活动作为赛跑或竞争的形象在细节上有些模糊，但看起来，作为赛跑，它没有终点线，因此也就没有自然的目的/终结。赛跑者的目标是跑到前面，保持领先。人们不会问，为什么要把生活比作赛跑，或为什么各国的经济一定要争个先后，而不是为了健康，一起慢跑。一场赛跑，一场竞赛：就是这样。我们天生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天生要和其他国家竞争。我们天生如此。(p.79) 他继续说道：但事实上，“战争没什么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想要战争，我们可以选择战争，如果我们想要和平，我们也同样可以选择和平。如果我们想要竞争，我们可以选择竞争；或者，我们也可以走同志般合作的路”(p. 81)。 为了不给对他的评论的意义的怀疑留下任何空间，库切的C.指出 当然创造市场的不是上帝——不是上帝也不是历史精神。而如果是我们人创造了市场的话，那么，难道我们不能消除它或把它改造为更加友好的形式吗？为什么世界一定得是参与者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角斗场，它就不能是，比如说，一个大家都忙着合作的蜂巢或蚁冢吗？(p. 119)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就像你问的那样，“非社会学家应该读一读社会学”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20] 这直接就给了社会学一个政治的优势。社会学与政治又是什么关系呢？ 不管愿不愿意，出于人为的设计、或本就如此，社会学都深陷于政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就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充斥着利益的冲突和对抗的政治——中，社会学也太过于经常地注定要变得具有党派性。毕竟，社会学的主题是经历与体验的互动；体验本身就有局部的党派性，拆解经历的欺骗性的“客观性”的任务亦然。 此外，社会学之所以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原因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权威来源（以及一种不同的权威合法性），为制度化的政治提供了替代方案。不过，在我们多声音、多中心的社会中，这并非唯一一个与政治建制形成竞争关系的权威来源——更不是政治建制的唯一替代方案。在国家运营的、国家组织的、和国家授权的政治长期苦于持久的权力赤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权力一直是真正的、或未遂的凝聚与垄断关注的焦点——引起的无效之疾的情况下，如今，越来越广的生活光谱有遍及整个社会机体的倾向（想一想安东尼·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它接过、或者说负担着越来越多一度为制度化的、国家中心的和/或国家导向的政治所拥抱，被后者小心翼翼地保护的功能）。 社会学是一种伦理实践吗，如果是，何以如此？ 就像天生是“政治的”那样，社会学也必然是伦理的（在我的词汇中“伦理的实践”是赘述；伦理就是实践——表达、宣扬、促进和/或推行道德行动规则的实践）。道德关乎对他者的责任；而支持承担这种责任的最有力的论证，莫过于人相互依赖这个事实，社会学探究、生动展示和再三强调的也正是人的这个境况。读者一定能社会学专论中学到的一课，是他人的行动和不行动对他们自己的境况和前景来说的相关性，和他们自己的行动与不行动对他人的境况与前景来说的相关性；总而言之，无论知不知道，我们都承担着对他人的境况和前景的责任。不过，让我们把这点说清楚，人们既可以（并且的确也经常）承担责任，也可以逃避责任，无论责任本身是否明确、不可置疑。我可以冒险说的，最多也不过是，在正确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候，社会学家无论是否愿意，出于人为的设计还是偶然，都为道德意识的生长准备了土壤，并因此而增加了人们采取道德的态度和承担对他者的责任的机会。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从这里出发通往一个道德世界的道路长且阻——顺便说一句，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这条路，并把它在地图上标记出来。 社会学提供的谈话和其他诸如文学、艺术、电影此类的谈话有什么不同？[22] […]